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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方瑞鉴定中心邓亚军:非权威亲子鉴定机构的结果可能有误

邓亚军:其实这是人为的区别,司法鉴定是我要在法庭 上当证据用的,有证据效力,而个人鉴定,他可能不需要用它打官司,他只需要结果 ,这个时候可能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手续,比如我要做司法鉴定的时候,我要验定这个 人的身份。

邓亚军:也不一定,但是个人要委托,要说明我要打官 司,还是知道这个结果,为了这个证据的严明性,我们要从头核实身份,全套,包括 我们鉴定证,实验室认可证书齐全的情况下,这种鉴定叫司法鉴定。 而个人鉴定就是我不需要拿它打官司,我只需要知道结果,把孩子父母亲样本带 过来,这个时候的鉴定就是个人鉴定,他们的准确性都是没有问题,只不过司法效力 不同。

邓亚军:就我们那里来说,个人鉴定比较多一些,35%和65%这样一个比例 吧,个人鉴定占65%。

邓亚军: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特别多,举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子,比如说 试管婴儿,夫妇两个用试管婴儿生孩子,就担心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还有就是怀孕 的时候,他不能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胎儿羊水的鉴定,还有的父亲怀疑孩子不是自 己的,或者孩子是我出院的时候抱错的。甚至有时候在医院出生的时候手牌掉了,但 是其他的标记都没有掉,他也要求做一个鉴定。 甚至出生的时候,他仿佛听到说是一个男孩,但是抱出来是个女孩,他也怀疑这 个孩子,要做个鉴定。而且它不算一笔高消费,两三千块钱就能做一个鉴定,所以一 个鉴定让自己心里清楚明白。

邓亚军:当然还是肯定比例比较大,比如父亲带着孩子来的,那种比例比较大,那种排除比例比较小,因为他是怀疑人群,怀疑人群中20%多不是自己的孩子。

邓亚军:是这样子的,就是非婚生子女做亲子鉴定有几种原因,他要证明这个孩子身份在那儿,他要留一份证据在这儿,这时候做的都是司法鉴定,因为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亲生父亲是谁,还有财产继承方面,各个方面都需要这样一个证据在这儿,所以非婚子女做司法鉴定的比较多,大概占到司法鉴定比例10%到20%。有的怀了孕了,想知道孩子是谁的,跟谁结婚,也有的怀孕以后,搞不清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丈夫的。

杨禹:我觉得邓老师介绍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其实反映了我们今天公众对自己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无论是旁人看起来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是大众化原因还是特殊化原因,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不能说大家怎么事这么多,一定要把这个事搞清楚,或者说亲子鉴定多了说明我们道德水平在下降,我觉得这种看法都是片面的,我觉得大家通过各种原因解答自己的疑惑,来让生活当中不清楚的事情清楚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过去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需求,一方面我们社会文明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另一方面司法鉴定,司法所依据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好,所以当今天这个需求爆发出来这是一个好事,我们可能更多思考两方面,一方面让这个鉴定本身如何变得科学、权威,第二个大家如何看待,包括一些亲子鉴定出来之后所引发的婚姻、家庭,涉及到情感,涉及到财产,涉及到法律、权利,当这些矛盾出来之后我们怎么看待他。

杨禹:如果当事者自己有做亲子鉴定的愿望,整个社会、旁观者应该尊重他,当事者通过鉴定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亲缘、血缘、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我们旁人不应该从道德上指责他,当事者自己的愿望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尊重了他们,其实也是尊重了社会的每一个群体,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杨禹:其实知情权和生命权在这个问题上会存在,全世界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构建的国家,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很难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对于今天现实社会来说,要做到的是什么,当他想获得知情权,并且跟孩子生命权相冲突的时候,社会应该有一种控制的机制,让这个孩子的生命权得到保障,而不是让知情权和生命权完全对立。

邓亚军:我非常赞同杨老师的说法,我在其他地方一些评论员的声音和杨老师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他诞生在不备期待、不认可这种,我认为他还不如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太多的,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不是这个丈夫的,如果不被尊重,还不如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包括来自家庭的温暖、爸爸的温暖他都体会不到。

邓亚军:是这样的,用他的司法解释挺拗口的?,就是我举证这个孩子是我的,然后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的,那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要寻求证据,他要寻求证据证明孩子他的,他要寻求是还是不是,以前有这样情况,两个人打离婚官司,牵涉到孩子抚养问题的时候,男方说孩子不是我的,说那你们做个鉴定吧,丈夫就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没有规定来强迫他做亲子鉴定。 在过去的案子,就让我们跟当事人联系,我们联系到爸爸就联系不到妈妈,这种30%都回函推掉了。但是现在情况就没有了,因为你不出面做鉴定,就证明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大家都会来鉴定了。

杨禹:其实这个时候亲子鉴定所起的作用就是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大家对亲子鉴定的结论大家有共识,相信它,除非是遇到不符合资质鉴定结构,符合资质鉴定机构出的结果,无论站出哪个立场上,大家对这个结论是有科学认识的,有这个做保障,它可以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化。

邓亚军:还要看人员,其实说太专业了,他会有几人复 核这个实验,在复核过程中也可能会出错。而且现在我们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国家基数很高,进口的试剂盒都是只有15个基因座的,通常父子俩做基因鉴定的 时候,把应该不具有父子关系的因为做的基因座不够,认定为具有亲子关系,这种情 况是非常常见的。很多机构只有一个试剂盒,他是也有机器,也有资质,但是就配备 一套试剂盒,这个无论是单亲还是父亲母亲孩子三个人的情况下,他都做这15个基因 座,做出来在这15个基因座没有不符合遗传规律的基因座,他就认定有父子关系了, 但是加到20个基因座,它就没有父子关系了。

杨禹:刚才邓老师讲的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 量的要求做亲子鉴定的公民其实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去鉴定一个鉴定机构是合 法、合规、科学的,公众还缺少这方面知识,我们公众没法直接做实验,但是你能不 能判断机构合不合要求,除了两个证书,你还要看他操作的过程,了解这些,恐怕大 多数人还不了解这个常识。

杨禹:其实我们国家对亲子鉴定机构有一些成文的规定,但是跟实际发生情况相比,这些规定过于静态,这些规定摆在那儿,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特别是针对那些资质不全的鱼龙混杂的机构,针对他们的检查和约束,现在在市场上感受得不是那么明显,这就使得那些机构相对也可以遮遮掩掩,但是总的可以来开展业务,国家有规定,但是没有对他们构成约束力,很多地下机构、半地下机构和半地下公众需求之间他们对上口了,大家都在国家管理规定约束之外生存着、活动着,这个局面需要解决,国家有关部门对于那些非常明确的,像邓老师他们所在这种机构,非常权威也很正式这种机构,我觉得目前相关规定已经非常完备了。

邓亚军:司法管理机构管不了中介机构。

邓亚军:他可以划为中介中心,这个可能不在他们管理范围,他们只会管大的鉴定机关,偏远地区可能还管不到。

邓亚军:其实最简便的方法教会那些想做亲子鉴定的人。我们会碰到有些当事人很聪明,来了以后先看你的几证,然后再参观你实验室,他把你的实验室参观完了,那这会儿我可以相信你了,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实验室按照洁净实验室运行,不包括机器光建实验室都要一百多万,加上设备就要五六百万。他可能拿到有资质的实验室做了,这有空子可钻,你拿来两个样本,我来鉴定这个是父子关系,你要说这是错了,跟我打官司,你领来一对父子,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承诺对你送来的样本负责。像有的说三天就能出结果,没有那么快,其实整个DNA亲子鉴定的流程做下来,12小时可以做下来。鉴定中心也要有成本回收。他拿到实验室去做,这样的话成本就不划算了。

杨禹:这个利弊肯定是存在的,同样的结果放在不同的家庭里,尽管矛盾关系一样,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对待亲子鉴定结果和怎么亲子鉴定已经剥离开了,怎么对待亲子鉴定结果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原则,首先是从广义上更支持大家用亲子鉴定的办法把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复杂的矛盾不好解决开的结,用亲子鉴定的方法把它变得简单一点,但是当亲子鉴定变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也可能给家庭带来新的考验,也可能把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当中也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凡是走上要通过亲子鉴定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的人们,我们只能规劝他们,既然你们想把复杂问题变简单,那就简单到底,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邓亚军:其实我们在最前沿,我们每天知道结果的人,我们每天面对当场拿到结果大打出手的,也有沉默不语、扭头就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质疑到我们这个机构是否道德,后来我想还是把问题简单一点,在纠结所有问题的时候还是考虑到父亲和孩子的知情权,这个家庭当中是否会产生很多问题,我相信每个亲子鉴定后面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是真相就在那儿,我帮你把真相简单化,剩下的问题只有自己解决。